[6]有学者将我国的法学家分为四种：政策注释型、立法参与型、价值批判型和知识学术型。
如果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我们熟悉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可以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是正式制度的结构内容。参见〔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除了强调以民间法或者习惯法这样的词汇及其实际规范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术领域外，类似的研究，还有本土资源论的研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论的研究以及私力救济论的研究等。这里需要再次用到回应型法这个概念。[13]十余年后，邓正来基于法学的立场，提出了主体性中国的法治理想图景。从法学视角探讨的民间法这个概念，不仅在法律上、法学上与相关概念具有很紧密的关联，而且因为民间法这一问题本身和社会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学科具有紧密的关联，甚至民间法本身也往往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和相关学科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也具有紧密的关系。由此更进一步，站在内部视角，借助公力一私力救济和司法一替代等范型而对民间法的研究，直接深入到民间法和纠纷解决这一较小的、但是更重要的领域，从而一方面，使人们更容易见识法学对民间法研究的重要使命—实用的价值。
但是，无论在私力救济，还是替代性纠纷解决中，民间规范能否作为一种裁判依据？或者说在这类救济方式中要不要裁判规范？尽管在笔者的意识中，在那些很专门化的私力救济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中，还是需要一些裁判规范的，这也就意味着民间规范在这里可能生成为裁判规范。对此，可用纠纷解决和规范运用为界，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功能的研究，即站在一般社会秩序构造的视角，梳理民间法研究的问题意识、范畴和范型问题。[42] 对法律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法学是一种知识理论体系，包括观念、文化等因素，它以知识为基础，进行理论体系的架构。
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法学家们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根据法治的应有内涵：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21]这里导出了实际生活中法学家的现状，正如钱弘道先生在《中国法学何处去》一书中指出的：中国法学存在种种令人担忧的因素，其中有研究体制的缺陷，有从政事务的干扰，有知识体系的单调等等。 三、法学家的当下使命 在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人的最终目标必定是不能达到的，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必定是无限的。
[5]何勤华：《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冷静态度和客观标准是指对法律进行科学的研究，法律的维护和改进均依赖于此。
[19]因而，帮助国家实现法治是法学家的神圣使命，法治实现工程离不开法学家群体的职业活动及献身精神。[11]许章润：《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学发展的历史上书写崭新的篇章。[29]林东品：《刘涌案折射出法学家的悲哀》，载《检察风云》2004年第2期。
德国学者费希特说过，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传统法学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国家法及其与此相适应的国内社会生活与国家权力。[27]对此，我国的法学家及其研究已经有所关注，但是，缺乏具体的范式和措施，在全球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难有优势可言。例如，号称辽宁省首黑的主角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曾引起了司法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震撼，社会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学家都应当是为法学事业和法治文明不断开拓进取的思想者和创造者。 出处:《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学家 。
[33]刘作翔：《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秩序结构—一个法文化的透视》，载信春鹰：《全球化与多元法律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有认为，当前高校、研究所里，职称、住房都与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法学家们面临着空前的著书立说的压力，而也创造了无数的养家糊口的饭碗。
[27]胡永广、王宏伟：《全球化：当代中国法治化的历史新境界》，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35]在费希特看来，学者由于自己的使命，必然要做人们作为人，为了自己共同的使命而应该做的那些事情—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而是花在人们过去必须珍惜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上，把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愉快休息当作工作、事情，当作自己生活里唯一的日常劳动来做。因此，对于中国的法学研究而言，如果不顺应全球化趋势，进行法律制度的选择和重构，如何推进世界法治发展的进程。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从全球化的趋势看，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走向世界。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以及公民，都必须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平等地自主地参与全球性行动，共同制定和形成全球性的行为准则。
从这段质疑的描述中，不免折射出法学家在参与法律实践中存在些许问题，诸如不能公正、客观地对待法律真实和事实真实，在对待当事人和法律关系上的立场存在偏颇，离开了正义的轨道等。[43]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以本国法律向国际社会通行作法接轨为工具和载体的，这自然而然地会深刻影响到法学知识的内容。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法学固然仍应以本国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必须同时把外国法、特别是超国家法、全球统一的规则纳入分析对象范围之内，并由此分析国际社会、全球性或区域性超国家组织，并把国家法、国内社会、国家权力放到全球法律体系、政治结构中加以分析。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界或法学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
作为学者的法学家大都供职于学术机构，或是高等院校，或是研究所，但是真正的法学家决不是仅仅独守书斋，而总是正视社会实践及政治现实，立足现实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及行为。正如学者所言，法学发展是受法学家的法学知识支配的。
[4]罗马法经典《学说汇纂》的Tanta和DeoAucture敕令中，法学家被称为立法者( legislator)，法学家的著作被称为法( lea)。[12]法学家面对社会现实的最好方式是参与立法和司法进程，使其思想与社会现实直接接触，既推进法律变革的进程，也促使其法学思想的成熟。[30]当代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波斯纳，花了大量的精力证明经济学的财富最大化原则是符合正义的。至于肩负着塑造法律精神、指引法治实践活动的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更应当越出国家法的狭隘圈子而面向全球法现象。
作为知识实践的一个维度，法学承担着提炼社会规则、促成社会共识、想像社会正义的功能。在特定层面上，法治是一种超现实的理念和和谐的状态，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扬弃的动态过程，勾勒和评判法治过程是法学家们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学研究必须冲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实行变革。[46]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法治社会会面临不同的社会需求，担负起不同的社会使命，所以，法制改革是必然的。
因此，法学家必须探索全球化时代法学研究的新内容和新方法，在已有的法学研究领域进行拓展，研究全球社会法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但是，作为法学家，也应该认真思考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并采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这些问题的症结，提出科学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或立法建议。
[7]正义学说的典型代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7]季卫东：《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评介》（选登），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2期。法学家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的人格，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为社会所崇尚的品格，这就是正义精神和理性精神。简言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与客观趋势，这需要法学家提供法学原理，显示学术气魄，完成制度改革，实现法治理想，为世界法制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法学是一门追求正义的学问，在几乎所有的古代法律文献中，法律的象征符号都与公平、正义等语汇相关联。[32]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28][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后来，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任务也主要是由法学家完成的。
献身法治，勇担责任的勇士。[36]前注[1]，费希特书，第41页。